在大清王朝的十二个皇帝中间，道光就跟块石头样，最缺乏亮点，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实在是太少，前几任好歹都能交出份有亮点的成绩单，他老爹嘉庆皇帝再不济也扳倒过巨贪和珅，勉强算是给后人的反腐树立了标杆。可是到了他身上实在难以找出个闪光点来。

道光这人智商一般，心胸狭窄，才华不及乾隆皮毛，精明难忘雍正项背，比胆略康熙能落他十条街。跟老祖宗没法比，自己平庸也就罢了，选接班人这么重大的事又犯了严重的路线性错误：一群儿子挑来选去，挑花了眼睛，放着能干的老六不用，封了个恭亲王，错选了跟他一样平庸的老四，也就是后来的咸丰皇帝。咸丰好歹死得早，勉强落个英年早逝的虚名，至于后面那几皇帝，同治也好，光绪也罢，再加上形式大于内容的宣统，个个都是生在深宫，长于妇人之手，是非功过都赖到慈禧头上了，很难评价的准确。

道光据说挺节俭的，一身龙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据说吃连冰糖肘子都舍不得吃，嫌贵。没有办法，这些有点可以参加评选道德模范，但是单纯列为衡量皇帝好坏的标准就很成问题了。

道光这人心胸挺狭窄，他主政期间有个案例就挺能说明问题。。

道光十八年，非著名愤青黄爵滋给他上了道折子，这道折子可以看成吹响后来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冲锋号角。黄爵滋在这个折子里主张严刑酷法，提出来谁吸鸦片就砍谁的脑袋，里面浓浓的满身情感，但是逻辑混乱一场，而且不惜引用道听途说的传说当事实依据，以证明自己的主张很有道理。黄爵滋折子的内容下面的章节会详细说，他这个折子另外一个后果就是有个京官因此被直接降了两级，这个人叫许乃济。被降级是因为两年多以前，许乃济给他上了道建议“弛禁”鸦片的折子。

而且更重要的是当时这个折子事实上并没起到作用，许乃济提出来鸦片贸易合法，按照药材收关税，鼓励国内百姓种植的方法把外国鸦片赶出中国，以此解决白银外流问题。道光皇帝把这个折子还发到广东征求意见，后来因为有人上书反对就不了了之。许乃济本人并没有从这个折子中获取什么利益。结果时过境迁，两年多以后他脑子突然一热，又来了个秋后算账，实在够小气的。他这么做的一个消极后果就是：有了许乃济这个前车之鉴，没有人再敢独辟蹊径，从创新的角度提供建议。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围观的总是比干事的牛逼，道德家总是比实干家嗓门大有底气，道光时代尤其如此，所以在道光这种乖戾的执政理念下，道光朝养了一大批谨小慎微，得过且过，光说不练的聪明人。

在严禁鸦片这事上，不能说清政府政策不够严，法律条文几经修补，也不能说不够紧密，但结果却是，该有的都有，可是鸦片却越禁越多，走私越来越疯狂。

这个时候打算给道光皇帝排忧解难的许乃济自告奋勇站出来了，提出了一个与当时的禁烟政策截然相反的鸦片政策：既然鸦片禁不了，那就索性不禁止了，彻底放开，鸦片贸易合法化，参照药材收关税，然后又补充了个折子，在国内推广鸦片种植，抢占国内鸦片市场，把洋鬼子的鸦片挤出去。

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逆向思维的鸦片政策确实有惊天泣地的效果。因为当时的政治美德是：政策定了，撞了南墙也不回头，把脑袋撞烂说明是爷们，有骨气，皇帝就会大度地奖励。有学院派历史学家费劲巴拉地想搞清楚许乃济给皇帝出这注意的政治动机，说他出这主意是为了维护广州体系的既得利益者。这种说法猜测的成分多，没有必要细谈，最后还是本着现象学的精神原则，只说我们能够看到的信息。

这位默默无闻的许乃济如同一个天才的预言家一样，他好像提前几十年就预料到了中国的鸦片政策就是这样的。今天的人热情地讨论1840年前后的，但是没有几个人会注意到下面这些事实：到了1879年，中国的鸦片的自给率达到了80。12%。到1881年，不仅波斯鸦片进口全部停止，而且在四川、云南、山西、陕西、甘肃和贵州等省，连印度鸦片都被赶出了市场，又过了一年，鸦片不仅已经完全满足国内供应，而且可以出口了。

不知道当时早已经躺在地下的道光皇帝和先知许乃济泉下有知的话，得到这样的消息后，君臣二人会不会抱头痛哭。。

先简单看看许乃济给皇帝提的建议，时间是道光十六年春天，正四品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给道光皇帝提建议。

给道光皇帝上的这份折子，许乃济可谓费了不少心思。他先是把鸦片为何物进行了一番还原，说这玩意本来是药材，还引经据典，连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搬出来了。

然后又开始梳理鸦片政策的变化，说本来鸦片是合法商品，政府按照药材收费，可是后来雍正爷发脾气开始禁止鸦片，但是各种努力和尝试之后，鸦片走私更严重了，进而白银外流严重。

如果单纯以为白银流失严重就停止跟外国终止贸易，大清朝富有四海，咱不缺那点关税，但是鸦片贩子主要是英国人和印度人，其他国家没怎么参与，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呀。再说啦，东南临海各省数十万人靠外贸为生的人的生机你不能不考虑吧？你关闭广东海关，洋人的船在外洋找个岛一停，那地方四通八达的，内地的不法商贩照样可以驾着船去找他们贩运鸦片。很多官员兵丁接着禁烟中饱私囊，以权谋私，知法犯法，执法犯法，这烟靠啥禁绝呀？

所以说禁海关不行，执法不行，实在不行还是回到老祖宗以前的做法照药材纳税，入了关以后，以货易货。另外还得规定百姓抽鸦片可以，文武员弁，士子，兵丁都不能抽，寻常百姓抽没啥事。然后提倡国内种植鸦片，还能增加农民收入。

当然这个折子包含着很多矛盾，即便是真正实施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细节问题。但至少这个思路很新，非常了不起，在全国都抓耳挠腮地为如何堵住鸦片漏洞费劲巴力的时候，这折子不走寻常路，提出来弛禁鸦片，提出来鸦片贸易合法化、吸食鸦片合法化，种植鸦片合法化。

道光皇帝受到奏折后，马上把折子发到广州，征求新任两广总督邓廷桢的意见，邓廷桢抓紧组织海关监督文祥还有洋商们积极讨论，讨论的结果是这个建议不妨试一试，可以考虑。

禁烟之难，应该说广东政府和海关是最有心得体会的，他们作为亲历亲为的参与者对那样鸦片存在什么问题是了如指掌的，所以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加海关监督文祥都同意许乃济的政策。

有些被邓廷桢邀请来参加会议的洋商回去后，又把消息传达给洋人，当时广州很多人都认为鸦片贸易马上合法化了。

邓廷桢等人赞同的意见书还没有送到京城，北京的两个京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嶟和兵科给事中许球就开始反对了。

朱侍郎先占据道德制高点，然后两个反诘式语句把许乃济的建议给驳倒了，法律经常无效，岂能从法穷而议废乎？第二个若能禁洋银之出洋，又岂不能禁鸦片之入关？国内推广鸦片也白搭，质量不行，云南那个时候就产鸦片，瘾君子照旧还是吸洋鬼子的。

朱侍郎拿到今天肯定是课堂辩论赛的高手，纸上谈兵一套套的，锻炼思维的精细度到还行，跟赵括似的，但是这种的思维方式对实践却不见得有什么用处。邓廷桢后来给道光的折子上就比较含蓄了批评了这两个局外者不讲实际，不够负责的虚言。不到工作一线参与，举着道德大棒，指手画脚，站着说话不腰疼就是这路货色。最后的结论就是所谓的鸦片税，其言不顺，其名不美，此其税之不可以行者也。

许球也这样：明知为毒人之物，而听其流行，复征其税课，堂堂天朝，有时体统。这两个京官给贬低了一番许乃济，地方上也有人开始行动了，江南道监察御史袁玉麟，这个上纲上线更严重。

袁御史上来就先定性，主张弛禁的人首先是偷懒，没有担当，只考虑自己的利益，置整个大清利益于不顾。然后说许乃济的建议犯了三个是非错误。

首先，老祖宗是禁止鸦片的，这祖宗的做法能乱改吗？这叫违祖制而背谕旨。这首先给道光套上了紧箍咒，都知道道光水平不高，不多的个人品质有点中孝敬又占了大头。违背祖宗的事他是不敢做的。

其次，坏政体而伤治化。许乃济给皇帝的建议中有个很大的漏洞就是当官的，当兵的特殊群体不能吸，按照袁御史的说法：朝廷政令必须整齐划一，一视同仁。而且这些人最终都来自于百姓这个群体，是不是他们当平头百姓的时候能吸，做了官，当了兵就不能抽了？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最后，为了点鸦片税实行弛禁，这叫见小利而伤大体，早晚得吃大亏。

袁御史还认为这个建议还有潜在的危害：鸦片一旦合法化，吸食者增加，鸦片价格就高，银子流出的更多。推广种植的话，鸦片价格昂贵，但是谷子玉米小麦便宜，时间长了农民都去种鸦片了，粮食供应会出现严重问题，鸦片不能当饭吃，粮食短缺了，社会就得乱。都抽鸦片的话，百姓的体质就会出现严重问题，征兵靠百姓，百姓身体都弱不禁风，还靠啥征兵打仗？鸦片合法化也避免不了走私，必经走私的鸦片不含关税，成本低。总之一句话，鸦片贸易合法化的结果是后患无穷。

有了这些反对的声音以后，连支持解禁鸦片的邓廷桢也开始态度暧昧了，许乃济的建议也就被否定了，知道两年五个月后，道光皇帝发的这道上谕算是对他的正式回复。

许乃济这个倒霉蛋确实挺可惜的，只是因为提出来一个别具特色的建议和想法，事情都过去两年多了，反倒又被降了两级。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次降级忧郁成疾，隔了一年，鸦片战争即将打起，这位有创新意识的大清鸦片政策先知许乃济就在嘲笑和批评声中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