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语言是种很操蛋的玩意，无论它多么重要。人一边离不开它，一边又不断地陷入语言概念造成的理解陷阱中。

在中国近代史上，“先进”与“落后”就是两个这样的语言概念，日用而不知其所指。我们已经习惯了每逢说起十九世纪中叶时期的晚清，就会想到长袍马褂，皇上太监，辫子烟枪，然后鄙夷地贴上“落后”的标签。再说这一时期的欧美，眼前则自然而生然地展现出坚船利炮，报纸铁路，国会议院，然后无限艳羡地戴上“先进”的高帽。

此类说法虽说不至于荒谬透顶，但是实在难免有一叶障目，以偏概全的嫌疑，人有时候经常有爱屋及乌，一丑百丑的成见，举个毫无恶意的例子：姚明比郭敬明身体壮，个头高，要打架的话郭敬明绝对不是对手，没有人会怀疑姚明在体力方面比郭敬明牛，但是如果说姚明比郭敬明“先进”，那这事就成扯淡了。如果让姚明你跟郭敬明比写作，估计就没人敢说姚明先进了。

生活中，人经常犯诸如此类的错误。有人说喝咖啡的雅，吃大蒜的俗；看歌剧的新潮，听京剧的保守，抬扛的人会嘲讽喜欢喝咖啡看歌剧的装B耍酷，再难听点就是崇洋媚外，直斥汉奸。所以说，在没有说明指标和范围，确定依据的标准和规则，就笼而统之，大而化之地用含义模糊的优与劣，先进和落后，容易犯很多错误。

在比较晚清和欧洲之前，非常有必要先把问题细化，搞清楚比较的具体内容以后，再比较长短，大概就没啥错误。如果说晚清时期的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远逊于西方列强，这样应该不会产生争议。

说咱们国家祖上八辈子之前就不重视科学这话可能让一些爱国主义情愫沉重的人接受不了，这些人会吹胡子瞪眼地举出几个案例驳斥。英国人李约瑟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好歹可以参考。这个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英国老头以自问自答的方式提出来一个很有问题的悖论：中国人聪明吗？如果中国人聪明，那么为什么产生不了伽利略和牛顿呢？中国人愚蠢吗？如果中国人愚蠢，那么为什么他们能够创造出如此灿烂的文明呢？

听说大学里有很多混文凭，混学位，混职称的人都试图解决英国人提出来的这个疑难杂症。有种解释挺新鲜，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人一贯轻科学重技术的传统造成的。其实看看晚清那群挺保守的老头跟搞洋务的新生代辩论斗法的时候，他们曾经把西洋科技东西称为“奇技淫巧”，那时候教化至上，其实连技术也不重视。

毫无疑问，现代科学和技术起源于欧洲，但形成，发展，一直到今天的滥用是最近两百多年的事，两百多年以前。欧洲人和这个世界上的多数国家一样：烧砖盖房，牲畜运输，桑麻制衣，松油照明，船靠帆和桨提供动力。

在18世纪之前，估计连今天的欧洲人都不大好意思说他们别欧洲以外的地方先进，尽管欧洲早期有段时间很了不起，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这样响当当的人物就足以证明。可是到了4世纪的时候，欧洲发生了著名的蛮族西进运动，蛮族主要说的是日耳曼人，然后欧洲就慢慢进入了长达千年的中世纪。长期以来，人们都普遍认为中世纪欧洲比较野蛮，非常落后。

你别看今天的日耳曼人（除了希特勒以外），喝咖啡，看歌剧，看着很文明很有教养，但4世纪的时候，他们的先祖还住在山洞里，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没有语言文字。

据说他们的西进跟中国人有关，中国人驱逐匈奴人，匈奴人跑过中亚草原以后，又惊动了他们，他们打不过匈奴人，只得西进，结果他们在西进过程中不小心灭掉了西罗马帝国，而且还不论好歹，不管三七二十一，顺便把古希腊罗马的思想文化也给灭了。

蛮人们把希腊文明当成了狗屎，但是他们对基督教却青眼有加，崇拜得了不得。基督教如春风化雨，象慈母一样抚慰了这些野蛮人不羁的心灵。蛮人倒也不缺乏羊羔跪母，乌鸦反哺的报恩品质，当他们在欧洲确定了自己地位以后，基督教就堂而皇之地走上了神坛，欧洲也逐步进入了长达千年之久的中世纪时代（5世纪-15世纪）。

说起中世纪，很多人会联想到十字军，断头台，火刑柱，然后鼻涕一把泪一把地把中世纪称为“黑暗的千年”。在他们忧伤的笔调下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封建王权和基督教会狼狈为奸，坏事做绝。对外侵略扩张，搞十字军东征，大量劳动力死于战火。

对内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缴税卖赎罪券，教会和封建主住高楼华舍，个个吃得脑满肠肥，百姓则住着低矮的草房，喝着苦涩的井水，一个个的瘦得皮包骨头。

当时的教会的主教们用今天的眼光看即残忍又愚蠢，他们视《圣经》是永远不会错误的红宝书，惟有信仰，质疑不得，怀疑不得，他们专门在罗马鲜花广场立起火刑柱，谁敢胡乱发表跟红宝书相悖的言论就会被定为异端，然后象烤鸭一样烧死，伟大的布鲁诺就是在那被烧死的。

近代欧洲真正崛起跟伟大的工业革命有关。有人经常琢磨为什么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没发生在别的地方，偏偏发生在欧洲，说法众说纷纭，有从人性讨论的，有从地理位置研究的，乱七八糟得很多。但一般都会提提下面几个事，这几件事对于欧洲科学和工业革命的发生至少起到了不小的促进和影响。

首先说说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

中世纪又被称为“信仰的千年”，在中世纪，所有的人都得服从敬畏上帝。但是上帝挺神奇，无色无味，无形无体，谁都没见过，关于他们如何如何就得一律听教会的，但是教会确有总做些让他们不舒服的事情。

打个不很恰当的比方，如果把那时候的欧洲比作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教会就是这个村子里良田万顷的土财主，土财主平素喜欢唱唱高调，讲讲道德，又经常犯言行不一的错误。他出了家门就凶声恶煞地打佃户，回到家就气急败坏地骂老婆。时间长了，佃户们恶心他，老婆也烦他，结果就是佃户们围着他家门口搞文艺复兴，老婆关上屋门发动了宗教改革。后来土财主不再欺负佃户，老婆自立门户跟他分家啦。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都有反对教会控制，提倡思想解放的味道。文艺复兴发生在欧洲的拉丁语区，比宗教改革稍微早点，拉丁语区以前活跃着一群先贤大哲，象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都是其中标本似的人物，他们提倡理性，注重人自身的尊严和价值，强调今生的幸福，这些和以前教会所宣扬的那一套格格不入。

文艺复兴中产生了一很多文学家，艺术家，都是牛人，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他们的绘画，画里的人都珠圆玉润，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中的人物身段匀称，疙疙瘩瘩的腱子肉，文学作品更不用说，《堂吉诃德》、《神曲》、《十日谈》之类的都是歌颂人性的。

思想解放以后就是挖掘潜能，不妨在这里加句题外话：文艺复兴期间的很多牛人都全面发展，说起来会让今天的大学教育感觉不好意思。有个叫阿尔贝提的，这人说过一句话：“只有人们愿意，没有什么做不到的。”这个来自佛罗伦萨的贵族是建筑家、数学家、考古学家、作家、文艺批评家、风琴演奏家、歌唱家，年轻时还是著名的跑步、摔跤和登山运动员。与他相比，今天那些唱完歌就拍电影，拍完电影就出出书，喜欢跨界标榜自己无所不通的小明星们都弱爆了。这就是人性解放的魅力。在中国因为画鸡蛋这样的励志故事而鼎鼎大名达芬奇既是雕刻家、音乐家、建筑师和工程师，最后才是广为人知的画家。

欧洲的日耳曼语区，教会内部也不是钢板一块，当家的主教和下层的牧师之类的神职人员也吵吵闹闹。后来下层看不惯上层骄奢淫逸，胡作非为，大吵大闹地要求实行宗教改革，最著名的两个造反派是德国的马丁?路德和瑞士的加尔文，这两位对于人性解放也做出了贡献，他们都主张“因信称义”，只要信仰《圣经》就是义人，进天堂不需要教会引见，更没必要买教会发行的赎罪券，这样信仰成了个人的事，跟教会的关系就变得松散了。宗教改革的结果是新教产生。新教对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有重要影响，这是德国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说的，老先生有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面讨论的就是这话题。书肯定不错，因为市面上有盗版的。

挂一漏万地说这么点不足以说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影响和作用，千言万语笼统地归结为一句话是：人性得到解放，信仰不再独大，理性开始回潮，理性回潮对科学和工业革命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有兴趣地话可以对照咱们国家的新文化运动，还有“两个凡是”的讨论对照理解欧洲的文艺复兴，据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