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再看看新航线开辟和新大陆发现

光有思想还不够，还得有钱，没钱很多事都办不成，古今中外好像都这样。欧洲人通过开辟新航线和发现新大陆这两件事为其日后崛起积累了第一桶金，跟很多今日脑满肠肥的暴发户积累的第一桶金不干净一样，除了其自身喜欢冒险的特性和宗教热情以外，欧洲人的第一桶金是血与火的产物，马克思说过他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里都留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在当时欧洲人眼睛里，东方遍地都是黄金白银，他们之所以这么想，多多少少跟马可?波罗有关。这个意大利人写过本《马可?波罗游记》，据说这书刚出版的时候，欧洲一时间洛阳纸贵，风靡一时，其实这本书里面的内容大部分是半真半假。

马克波罗这人在欧洲名声不是很好，有人给他起了个“百万先生”的绰号，意思是喜欢吹牛，在他们家乡，周围人一说点好东西，他就在一旁嚷嚷着东方有好几百万这玩意。当时不少人都信他。

除了喜欢马可波罗的误导以外，当时欧洲人需要丁香、肉蔻之类的香料，在电冰箱发明之前，天热的时候，欧洲人主要靠香料来保鲜食物，但香料主要产自东方。欧洲需要大量的香料，但东方和欧洲的香料贸易却让中间的阿拉伯人给控制了，他们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这时候本来就不富裕的欧洲的银子哗哗地往外流。欧洲人想避开他们直接跟东方做贸易，可以要途径阿拉伯人控制的一亩三分地，他们不是这些穿白袍，骑骆驼，手持圆月弯刀的阿拉伯人的对手，只得认怂，惹不起躲着走。

欧洲人想从土耳其借路去东方，可是奥斯曼帝国也招惹不得，最后他们不得不绕道非洲，沿着非洲西海岸向南，再绕道好望角。寻找新航行的尝试上，葡萄牙身先士卒，他们历尽千辛万苦，首先开辟了这条新航行，后来长期垄断住。这条黄金航线给欧洲带来极为丰厚的利润。举个简单例子：1499年，达?伽马收集了一船胡椒和肉桂回到欧洲卖掉，一算账，争取的利润差不多是整个远征队费用的60倍。这哪里是正常贸易？简直就是贩毒嘛！

新大陆的发现给欧洲人带来的利润就更不用说了。发现新大陆这事说起来挺搞笑的，天上掉馅饼，不偏不倚地砸到三流航海家哥伦布的脑袋上。哥伦布是意大利人，从小就喜欢航海，经常跑到欧洲各国请求资助。他听说葡萄牙人打算绕道非洲去东方的计划以后，毛遂自荐，班门弄斧，然后大大咧咧地说绕道非洲太费劲，直接横渡大西洋就能到东方。观点到没错，因为地球是圆的。

实际上哥伦布的航海知识结构严重老化陈旧，他犯下的第一个错误是按古老的托勒密方法计算地球的周长，结果地球的周长被严重缩小，篮球的尺寸算成鸡蛋的大小。他犯的第二个错误是用他同乡，牛皮大王马克?波罗的地图计算亚洲的东西宽度，结果宽度又被夸大得离谱，如此一来，按照他的算法，横渡大西洋去东方连3000英里都不到。

这个数字让葡萄牙人笑掉大牙，他们有着丰富航海经验没被他忽悠，也正是因为这错过成为第一个发现美洲的国家。有时候就是这样知识多了反倒束缚住了手脚，做事反倒成没了诗意，意外收获就自然少了。他们知道，按照哥伦布的这条路子横渡大西洋，航行会很长很长。他们就谢绝了哥伦布的请求和建议，哥伦布又跑到西班牙推销他的计划。西班牙女王耳朵根子软，扛不住忽悠，国内也没有葡萄牙那么精明的航海家，决定资助他。商量好条件以后，给了他三艘破船，几十个船员就出发了。没想到撞了狗屎运，走到快要绝望的时候，竟然意外地到了美洲大陆。后来就是抢夺黄金白银，土地印第安人大批死掉，从非洲贩卖黑奴，殖民搞种植园等等。在1503年至1660年间，西班牙从美洲攫取了有据可查的总计18600吨白银和200吨黄金。至于那些未经注册就被私运入西班牙的金银估计能占总数的10%至50%。然后这里成了欧洲市场上甘蔗、烟草、棉花和咖啡的主要产地。

了解中国航海史的人看到新航线开辟和新大陆发现带给欧洲的巨大收益时会顿足捶胸，中国人要干这事，技术上已经完全不成问题，早在十五世纪上半叶，大明王朝著名的太监郑和已经先后七次下过西洋了。大明朝有很多著名的太监，太监在大明朝是个非常有前途的职业，无论从养家糊口还是自我价值实现。长相只有不是太差，入宫之前做个手术，估计升官发财的几率和速度远远超过读书。说这话是有根据的，不信看看世界级富豪刘瑾刘太监，九千岁魏忠贤魏太监，都是这个行业**丝逆袭的典范，除了弄钱专权，也不是都一无所事，他们的前辈郑和堪称典范。

1405年到1433年郑和率船队七次下西洋，足以证明当时中国的航海地位。伟大的三宝太监郑和第一次远航的时候规模大的吓人，据说有28000人参加，大小船加起来62艘。太监代表团的船有大有小，一般的船宽150英尺，长370英尺，郑和坐的船最大宽度是180英尺，长444英尺，这玩意如果复原如初的话，有点轻型航空母舰的派头。

与郑和这个前辈相比，小朋友哥伦布就寒碜多了，他贵为西班牙皇家海军司令，统共三艘船，他乘坐的小旗舰“圣玛利亚”号的宽度仅有25英尺，长120英尺，另外两首船“平塔号”和“尼娜号”只有“圣玛利亚号”的一半。郑和的航行最远曾达非洲东海岸、波斯湾和红海海口。而在郑和代表中国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可怜的葡萄牙人还只是在非洲西海岸摸索，直到1445年他们才到达好望角。

郑和远航这事不仅中国人感到骄傲，今天有些洋鬼子也跟着歌颂，这几年有本名为《1421：中国人发现美洲》的书，提出一个让爱国主义者热血沸腾的假设：最先到达美洲的是中国人，不是哥伦布。

同样是远航不假，葡萄牙和西班牙通过这事挣的钵满盆盈，可郑和把大明国库里的银子都散尽了，这点和以后的那几个著名太监有点异曲同工的地方。到了1433年，国库没钱了，再加上一帮脾气又臭又硬的官员们不断上书抗议，皇帝不得不下诏终止了远航。如此一来，中国人主动撤离出东亚和南亚海域，这地方就成了权力真空区，就给了日本那些大小倭寇可乘之机，动不动就骚扰抢劫中国沿海，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又恢复了其以往在印度洋上的优势。

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惜，郑和的远征能证明咱们中国拥有控制海洋的技术和财力，但我们在这个竞争力挺强的领域自动宣布退出了。从此以后，明朝那群可爱的皇帝主动将自己隔绝于外部世界。后来开海禁的是伟大的康熙，开放了几个城市跟外国人做贸易，尽管规模小得可怜，附有各种各样的苛刻条件，但好歹门缝打开了一点，透进来一丝光亮。

再来看看科学技术自身的一些准备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工业革命也不是一夜之间就发生了。工业革命发生之前，科学技术一直都在进步着。

有些人经常骄傲地说，没有中国的四大发明，西方所有牛逼的革命就不可能发生。这话剔除掉里面那点泛着酸味的浮夸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按照这个逻辑，如果没有指南针这玩意，船在汪洋大海里就成了无头的苍蝇，远洋探险简直就成了有去无回的自我放逐了。

没有咱们的造纸术，那群黄发蓝眼的欧洲人只能把字写在羊皮上，别的不说，光抄本《圣经》就得需要好几百张羊皮，成本忒高，携带不便，查找困难不说，看书还得顶着股很冲的膻气味，哪里还敢说阅读是种享受？

印刷术就更不用说了，以前羊皮书全靠手抄，一个人啥也不干，集中精力抄一本《圣经》，累个半死，没有几个月的功夫根本完不成，有了印刷术以后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别管活字还是雕版，排好版，准备好足够的纸，想要多少就印多少，一劳永逸，一切奥耶了。造纸和印刷对于知识和文化的传播实在功德无量，让读书不再是少数特权阶层的福利。

至于火药，马克思说新兴的资产阶级用它来炸翻骑士阶层，当然这玩意的社会功能得两说。诺贝尔老先生当年研制改良这玩意也是为了人类文明进步，可是结果却让这个老光棍纠结万丈，这东西却最广泛地应用到战场上，据说诺老先生设立的让今天的精英们趋之若鹜的头牌奖项多少有弥补自己纠结委屈的因素在里面。

当18世纪工业革命在欧洲各国突飞猛进的时候，有必要留意一下17世纪的欧洲，甚至可以毫不客气的说，17世纪是个更牛逼的时代，不知道什么原因，一大批象伽利略，牛顿，笛卡尔，培根，莱布尼茨、洛克等等这些对后世产生了颠覆性影响的牛人在这个世纪纷纷诞生，17世纪的牛人多到你掰扯着指头数都数不过来，美国人怀特海把17世纪称为“天才的世纪，群星璀璨的世纪”。

那个时候在欧洲做体力活，从事一线劳动不是啥丢人的事，搞理论的也有没天然的优越感，先进的理论能够与实践相结合，这样就产生了巨大的能量。这些牛人们提出来先进的理论，而且这些理论又跟生产实践相互结合，并在18世纪后期发生在英国的工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再往深了说，很多中国人替古人担忧，肠子都能悔青了。他们感到遗憾，洋鬼子那套东西，咱们翻箱倒柜地查经阅典，发现都有，即便没有也能找到些差不多的，可是工业革命在欧洲热火朝天的搞起来了。

大清朝直到北京圆明园被烧，南京灭了洪杨长毛乱党之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诸公才羞答答地搞了搞，就这还得靠着恭亲王奕?在宫廷之上给硬撑着，那么大一个全国人民景仰的恭亲王最后还落了个“鬼子六”的绰号。

孔夫子有个很不好的毛病，孔夫子红口白牙地说过很多轻视体力劳动，鄙视工农商学兵的言论，这观念又经过他的遗老遗少强化宣传，弄的后事的精英阶层普遍都形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脑子好用点的都去琢磨四书五经了，剩下的之后很不开心地从事下品行当了。整个社会导向不够，个体从事工商，养家糊口了事，创新意识不够。

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的文化普及了，新航路开辟新大陆发现以后，欧洲人日子红红火火，再加上17世纪那群响当当的伟大人物和他们的理论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工业革命发生就容易理解了。

在工业革命中，最牛逼的成果是一线工人瓦特先生改良了蒸汽机，美国人斯先生曾经这么夸赞蒸汽机：“蒸汽机的历史意义无论怎样夸大也不过分。它提供了治理和利用热能、为机械提供动力的手段，人类也由此而结束了其长期以来对畜力、风力和水力的依赖，获得一个巨大的新能源。”

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又解决了欧洲人崛起所必须的动力问题，以带头跟大清王朝作对的英国为例：这个国家纺织业发达，在蒸汽机发明之前，纺织厂只能通过风能或者水能来解决动力问题，这样的话问题就来了，首先对建厂地址有严格要求，得靠近江河湖泊海洋这类有水的地方，风和日丽估计是他们最不喜欢的天气，非得狂风才过瘾，这样便于安排生产。所以说单纯依靠风能和水能会对生产的正常进行形成很大的阻碍，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完全突破了这种限制。

非著名蓝领工人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如同被推到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一样，它的发明和应用导致各个生产领域的变化，首先蒸汽机直接要求增加钢铁和煤炭的供应量，因为制造和使用蒸汽机离不开这两种东西，大量钢铁和煤炭的应用促使采矿和冶金术这两个行当得跟上行动的节奏，采矿业和冶金业节奏加快的话交通运输落后了也不成，因为必须运送大量的煤和矿石，这又掀起了运河开发和铁路建设的热潮。如此一来，这样各个行业都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起来。

勿谈国事，政治这蛋扯不得，但是在欧洲崛起的过程中，新兴的资产阶级们在政治上搞的那些东西又确实产生了一些不小的影响，这此有必要胡言乱语几句。

有钱无权的资产阶级提出来一些很别致的口号，诸如天赋人权，自由，博爱等等，这些人振臂一呼，一时间从者云集，民众们被煽忽起来以不同的方式干掉那群强调君权神授的国王皇帝。英国王室闹腾了一番，最后还算体面地让渡了一部分权力，负隅顽抗的法国皇帝被愤青们压上断头台咔嚓掉了，美国人跟英国分家闹独立成功，民选的总统华盛顿给他的后辈做了不连续干三届的童话般结尾。

资产阶级革命结局了一个比较好的问题就是政府的权力来源问题，然后又别出心裁的对权力进行了划分，以便监督制衡，这么做对国家内部的稳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新生的资产阶级政府丢掉了以前那套神授学说，把自己政府建立和存在的基础奠定在新的理论之上的，这种新的理论就是有一些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提出来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在自然法的基础之上提出来的“社会契约论”。

其实在此之前，头顶上有哲学家、教育家、医生等多个头衔的洛克在他的《政府论》中就说过社会契约论问题，他认为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转让，政府不好好代为行使就换掉。后来的霍布斯和卢梭都曾经谈论过这个问题，尽管对社会契约说法各有不同，但都从根本上丢掉了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由神注定的这种观念。人们不再认为政治高于人民，也不再认为人民处于政府之下。

洛克还在他很牛的《政府论》中对权力分立理论有详尽的描述。他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这么三块，洛克说立法权归议会，行政权交给国王，至于对外权涉及到和平与战争、外交与结盟的琐事，也让国王先行使着。洛克以后，法国的孟德斯鸠更进一步发展了分权理论，他在那本被后世奉为经典的《论法的精神》，基本上确定了今天的黄头蓝眼们所信奉的三权分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