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先生提出过著名的“元规则”，他说的元规则是指决定规则的规则，他说所有规则的确立，都要遵守“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条元规则。从全球化这个角度看，当时的暴力最强者显然是欧洲那几个差不多已经武装到牙齿，全世界疯狂抢占殖民地的国家。吴思先生的“元规则”理论也为了解晚清时期的中国是被裹挟加入，最后被迫否定自身，不得不去适应迎合欧美列强这些暴力最强者制定的游戏规则的过程提供了不错的视角

暴力最强者推行自己的游戏规则，也未必见得都是磨刀霍霍，刚开始时甚至还挺彬彬有礼。早在林则徐虎门销烟差不多五十年前，英国女王就专门派使臣来中国谈判，恳请乾隆皇帝开海禁、驻使节，两国通商做贸易，但因为著名的“礼仪之争”，这事很快就不了了之。那次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老大并没有因为中国皇帝非得要求本国公使磕头而感觉受到侮辱，气急败坏地驾驶着铁甲舰火炮来找中国皇帝算账。

讲马戈尔尼以英国官方公使的身份访华之前，有必须先简单说说大清朝开始搞的改革开放：1685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著名皇帝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这个著名的皇帝就是功勋显赫，少年成名的康熙。康熙很忙，八岁还穿着开裆裤时就匆匆忙忙地着龙袍坐金殿，嘴上还没毛就得整天琢磨官场上那些驭人之术，三十郎当岁就诛鳌拜，平三番，收台湾。说句良心话康熙很成功，但玄烨这孩子也够可怜，光惦记着修炼成伟大的康熙，错过了有趣的童年。

康熙皇帝忙活完这些事情以后，总体来说此时的大清朝已经算得上四海升平，国内稳定，除了偶尔在边疆制造点恐怖气氛的葛尔丹。有了这些很牛的成绩以后，康熙还没满足，继续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剑指东南沿海，他废除了自打明朝那会就开始的禁海令，在澳门、泉州、华亭、宁波分别设立粤、闽、江、浙四大海关，这样东南大门敞开，重新开始跟洋鬼子做贸易，沉寂了三百多年的东南沿海，很快就躁动起来了。

开海禁跟外国人做生意好处多多。首先皇宫里的小金库有进项了，管理海关的是内务府。海关每年除了向内务府造办上缴各种名目的银子以外，每年都有固定比例的税银交到宫廷内务府，支持皇室财政的运转，毕竟喝宫廷玉液，吃满汉全席，格格阿哥，宫女太监等等的吃饭穿衣费用都是一笔不小的花销。其次开海禁对东南沿海的百姓好处也不少，装船卸货，可以增加就业机会。第三获益的是外国商人，康熙帝英明之举，让黄头发蓝眼睛的西洋商人兴奋不已，大船满载着棉花，布匹，卧式铣床、龙门刨床、步枪、手枪、钟表、八音盒、望远镜之类的洋货纷至沓来。工业革命以后，产品生产能力不是问题，关键是销路，中国地盘大人又多，对洋鬼子来说这里是个巨大的消费市场。

尽管好处多多，朝廷跟洋人做贸易的内驱动力并不足，毕竟往前数多少辈子都是注重教化，重农抑商，康熙皇帝开海禁多少有点赶时髦，玩小清新的情愫在里面，一旦海禁一开，有蚊子苍蝇混进了，弄不了该关的还得管。最初开海禁的时候，康熙皇帝设立了粤、闽、江、浙四个海关，到他孙子乾隆的时候就剩下粤海关一颗独苗了，据说乾隆帝认为后面这三个离内陆太近，洋鬼子贩卖的钟表、八音盒之类的奇技淫巧，洋和尚传播名为基督教的歪理邪说，不法商贩从印度阿三那里走私鸦片，这些事都关系到人心风俗，危机国家安全，最后就剩下最南端的粤海关了。

但是洋鬼子在中国做贸易很不舒服。每年每年五、六月新茶开始上市以后，他们就借着西南季风千里迢迢从西半球往这干，这这里熬四五个月，到了九、十月份东北季风起来的时候，再装满货往回赶。

先在商言商，洋人跟中国人做贸易不是今天很流行的P2P模式，个人对个人，诚信为本，简单直接，好聚好散。

洋人想自由贸易，但是清朝廷有规定，洋人购买欧美畅销的茶叶、生丝、布匹、绸缎、糖、大黄这类大宗货物必须通过广州十三行。主要贸易让广州十三行给控制着，如果散商吃了雄心豹子胆，敢私自违规经营未经许可的商品，官府就会严惩，倾家荡产不说，关进大狱流放边疆当野兽的备用晚餐都很正常。

洋人贩买的货物只有通过广州十三行才能运出中国，十三行有垄断这么好的条件，不用白不用，堂而皇之地抽手续费，还实行公行议价操控价格。不需议价的瓷器贸易，就成从卖价中抽三成交纳给公行。有这得天独厚的条件，稍微有些头脑的十三行商人就能混得富可敌国，比如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评选“一千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五十个人”，广东十三行中的怡和行老板伍秉鉴位列其中，与之相比今天那群靠盖房子暴富的富豪们实在是弱爆了。

清政府在广州城外西南角外专门给洋人们划了一小块地盘当夷馆区，东西长二百七十步，南北两端更短。平时黄头发蓝眼睛们贸易生活都在这里，有拱形廊柱式的西洋楼，布置装修也挺豪华，毛病就是冬天冷夏天潮，地界小，活动不开。

更让这群在自由、平等、博爱的环境中熏陶长大的洋鬼子受不了的是公正待遇问题。首先他们作为低等的夷狄不能进入广州城找大清官员提要求反应问题，有事禀报，一律书面形式找十三行行商转禀。他们想去澳门或者从澳门回到广州，必须经过有关部门发护照允许。

到乾隆二十四年的时候，皇恩浩荡，允许黄头蓝眼每月初八、十八和二十八这三天可以进城，但是进城之后不能乱了规矩，不能想去哪就去哪，必须在中国通事的引领着到指定商店购物玩乐。他们不能骑马乘轿，因为天朝子民出身高贵抬尚未开化的洋鬼子实在有损天朝尊严。还有重要一条洋鬼子进程不能携带女眷，因为这些番妇不懂礼仪，穿着坦胸露背，挺着跟奶牛一样的胸脯实在有伤我天朝风化。更搞笑的是清政府甚至把去哪里**都给外国人指定好了，要想逛窑子，仅此一家。有个法国探险家可怜巴巴地写道：“人们在欧洲喝的每一杯茶，无不渗透着在广东购茶的商人蒙受的耻辱……”但没有办法，要想在中国做生意那就必须严格遵守大清天朝的法令。

有困难找政府，在广州做贸易的英国人回到英伦以后，难免找报纸或者有关部门抱怨几句。国民有要求，以服务国民为己任的女王陛下就得琢磨着解决问题。到了1792年，英国那边听说明年是乾隆皇帝的生日，就商量着派个代表团以祝寿的名义到中国，来了以后跟中国谈谈开放海禁，互派使节，传教等问题。

这年6月，英国政府派马戈尔尼弄了些诸如地球仪、钟表、火枪之类的乱七八糟的西洋玩意作为贺礼到中国来。那时候船上还没有装蒸汽机，远洋航行还是靠风力。这次英国人来中国姿态放得比较低，既谦虚又低调，跟一群可爱的天使差不多。

马公使坐着船颠簸了一年，从西半球到东半球，好不容易到了中国。见皇帝光有礼物不行，还得用语言表达祝福，顺便表明来意。乾隆皇帝没考过大学英语四六级，不懂英语，所以英国国书在送给他御览之前，首先得翻译成汉语。好不容易找了个蹩脚的翻译，此君把英国人的书信进行了一番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译，言不尽意，理解起来就有了问题。

英国佬的“大清国皇帝嗨皮柏世迪”估计他敢给翻成“吾皇万岁万万岁”，“鞠躬”译作“叩拜”，“使臣”翻译成“贡臣”，“使船”捣鼓成“贡船”如此一来，意思就拧巴了。随行人员中有人懂点汉语，给马格尔尼指出了这个问题，说这样翻译的结果是把两个平等的主体关系，变成了宗主与藩属才有的附庸关系。

马戈尔尼听明白之后，心里边也不舒服，但他此行的目的主要是两国通商，互派使节，小不忍则乱大谋，翻译这事也只好暂时放放，先见了大清皇帝再说，最后也他也勉强着同意了。

乾隆皇帝看到英国的请求如此谦逊，误以为这些西夷要和那些东南亚小国一样是来求内附，做藩属的。乾隆皇帝想到大清国众多藩属又将添上一个黄毛蓝眼的洋兄弟，心情不错，本来外国人的船只能停泊在广州，他特许英国来使的船可以开到天津，毕竟他们给他带来了那么对贵重的礼品，走陆路麻烦，也不符合他一贯怀柔远人的标准。毕竟洋船到紧挨着京城的天津事关重大，他一再强调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马戈尔尼到了北京准备要面见大清国皇帝时，问题又出来了。负责联络接待的清政府怕这些来自尚未开化地区的蛮夷没见过世面，不懂规矩，事前向马戈尔尼讲大清礼仪，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见了乾隆皇帝要行三拜九叩之大礼。

这让马戈尔尼非常憋屈。在他们英伦三岛只跪拜上帝，见了尊贵的女王也只是单腿着地，行屈膝礼，然后吻手。作为使臣，初来乍到，见了这中国皇帝不仅要磕头，而且还要像狗一样匍匐在地，个人尊严受损不说，关键还影响大英帝国的权威与荣誉，因此之故，马公使说啥也不同意。

不磕头，自己也就很难见到乾隆皇帝。那时候中国举国上下都生活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大清国地处中心，其他国家依照方位不同被称为南蛮，北狄，西戎，东夷，离大清国越远就越落后。象“英吉利”这种蕞尔小邦，化外蛮夷，见了天朝皇帝不仅不下跪，还奇思怪想跟大清国互派使节，来往贸易，真是岂有此理！大清国耕读至上，讲究的是诗书礼仪，只要奸猾之辈才醉心于诸业之末的做买卖搞贸易。

马格尔尼入乡不随俗，威严的大清皇帝自然也不稀罕搭理他。皇帝看到英国佬递给他的国书以后，对于其中的要求也就毫不客气的一口回绝了。乾隆皇帝给英国王的答复：我中原数万里版舆，百产丰盛，并不藉助夷货，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中国不必与西方互通有无，开放广州为贸易之区，只不过是大清帝王施恩异域，不忍对外来试谋生之人过于严厉，断绝他们的生计罢了。

按照乾隆皇帝的意思，大清朝开放广州一地与海外藩属夷狄做贸易，不是说想赚取点那点可怜的关税，而是天朝上国本着“虽之夷狄不可弃也”的圣人教化，这是天朝的恩遇，是怀柔远人的义举。

马戈尔尼一番折腾，据说最后远远地隔着很多人的脑袋也一睹了乾隆皇帝的龙颜，但是开海禁，驻使节，传教，扩贸易这些事还是泡汤了，他虽然心有不甘，但是也没有什么办法。毕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了，不能就这么空着手回去，所有他回国的时候，让人先把船从天津开到广州，他带着两个仆人从北京陆路出发到达广州，然后又从广州上船回的英国。

沿途他对中国也有了新的认识，发现中国远不像喜欢吹牛皮的马可?波罗所吹嘘的那么强大富庶，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抱怨这个因为喜欢夸大其词而被称为“百万先生”的意大利人把所有欧洲人都给欺骗了，中国并不是象他说的那样黄金遍地。

到了1816年，乾隆皇帝去世多年，英国人以为登基的嘉庆皇帝年纪轻轻，思想估计会开化一些，又阿美士德兴冲冲来商讨开海禁派使节这些乾隆皇帝的遗留问题，结果小皇帝比老皇帝还保守，最后还是因为下跪这样的礼节耽误讨论这些问题。

这样来看，没有人会说当时的马戈尔尼和阿美士德蛮横无理，反而会觉得有些楚楚可怜，再深点可能会替前朝皇帝感动不好意思，对国家友人过于傲慢。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过分责备晚清皇帝思想保守，人都是时代环境的产物，不能强迫他们脱离自己的时代界限来考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