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的矛盾冲突为鸦片战争的爆发积攒够了足够多的火药，时间久了，一言不合这类的小事都有可能成为引爆火药桶的导火索。大而化之，统而言之，清政府对洋鬼子不满意的地方除了贩卖鸦片，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天主教；第二个白银外流；第三个外交冲突。

先来看看天主教。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经常被忽略：在所谓的西学东渐，中国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有一个族群的重要作用一直没有能够予以足够的重视，这些人就是传教士。对这些以传播上帝福音为己任，捎带着从事西学传播工作的传教士，即便是在严肃的学院派历史学家那里也是具体分析少儿笼统断语多。甚至不少人认为这群装的傻乎乎的外国洋和尚实际上居心叵测，传播西学是幌子，实际上是西学做糖衣，贩卖里面包裹着的歪理学说。至于是否如此，太高深，这是干部和理论宣传家的研究范畴。

无论如何，传教士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办报纸，翻译洋书，赈灾荒，搞慈善，办学校等等，都是这些抛家舍业的洋人开创了中国的先河。如今清华、北大、浙大这些在中国牛逼哄哄的大学刚建立之初或多或少都有这些传教士的影子，我们山东人引以为傲的烟台苹果也是晚清的老美传教士给培育出来的。

至于基督教和传教士在中国的命运，咱在后面的内容中再详细介绍，既有被洪秀全这样的长毛头子拉拉杂杂地拼凑起来为我所用的光荣，也有被义和团大师兄们痛击的时候，甚至五四运动以后，大都市学校里还发生过基督教滚出中国的口号。

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风起云涌，潮起潮落，直到1717年康熙把天主教在中国传教定性为非法活动，到鸦片战争前后，天主教一直被严令禁止。

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由来已久，很难追根溯源搞清楚谁是第一个踏上中国的外国传教士，有些有名的传教士的事迹倒还是清楚的。

天主教就跟个大拼盘似的，尽管都敬上帝信耶稣这样的大道上没啥争议，但是在一些细节上面还是有差异的。君不见，欧洲著名的宗教改革运动，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不就自立门户了吗？

晚明以后，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是罗马天主教总部的二级机构耶稣会，耶稣会在中国的办事处可以称为中国耶稣会。耶稣会在中国活动时，最著名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读过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人一般都听说过他。利玛窦1582年到达澳门，1610年在北京一命呜呼，在中国是个很传奇的国际朋友

应该说，文化传统的原因，天主教的很多教条跟中国传统文化是格格不入的，这些儒家思想，佛道信仰垄断住整个市场的中国来说，信上帝耶稣很难分到点份额。

利玛窦，这个意大利属于识时务者，知道天主教的理论中国人接受不了，想着办法变通。尽量把他传播那些东西做到中国化。此君颇有心计，先拉近与中国人的情感距离，他开始学说中国话，练写中国字，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不说，还给自己取了个文绉绉的“西泰”这么个号，思想之前卫，恐怕后来的很多传教士都不如。这位西泰先生也知道入乡随俗，见人就鞠躬作揖，而不是跟他们的欧洲同胞一样握手拥抱。有一点不得不提，利玛窦见了中国的高级干部，磕头下跪都没有什么不可以。

利玛窦初到中国时，也走过点弯路。起床他以为中国会跟日本一样，佛学地位高。他一到中国，就着急忙慌地剃光头发胡子，穿上灰布僧袍，感觉一手里捏根禅杖，一手端个饭钵，造型没准真像武侠小说里的鸠摩智大师。他在肇庆建的教堂，为了听上去更像寺庙，竟然悬挂上“仙花寺”这么个不伦不类的名称，中堂题着“西来净土”这么大逆不道的条幅。

后来明白人告诉他，和尚不是最吃香的，他恍然大悟，赶紧又忙活着蓄头发留胡子，脱掉灰布僧衣，改穿儒服。不知道他教堂门上的牌匾是不是换成了“孔庙”？

利玛窦传播的那些东西也尽量附会着中国本土文化，这种做法非常可取，这种做法非常符合伽达默尔先生著名的“视域融合”理论。因此之故，利玛窦在写他的《天主实义》的时候，引用儒家思想论证基督教义，说儒家经典《尚书》等书中所说的“上帝”就是西方人说的“天主”。

那时候欧洲已经知道地球是圆的，也已经绘制出来了比较靠谱的世界地图，西方人的地图，世纪一分为五，中国仅是其中一洲的一部分，而且中国也被画在全图的一个角落里，看上去显得很小。而此时的中国还秉承着天圆地方，中国处于地之中心的信仰。以前中国人的天下总图，图上只有中国的十几个省，中国以外有海洋，然后海洋中蜻蜓点水般画几个小岛，加起来也就屁大点的地方，不够中国的一个省大，中国无限大，世界无限小，中国人瞅着这样的地图会越瞅越舒服。

利玛窦不愿意得罪他的传教对象，所有他绘制地图时，对他们欧洲同胞的地图进行了一番修改。他把地图上的本初子午线的位置来了个乾坤大挪移，将中国置于全图正中。本来，大地为一圆球，绘制地球的时候，将哪个国家置于正中，哪个国家置于角落，都是无可厚非的事，但是本初子午线已经确定，约定俗成以后，利玛窦再这么改，就足以显示出他的良苦用心。他这么改，既满足了中国士大夫的自大心理，又让他们获得新知，知道世界有五大洲，中国实际面积比他们传统印象中要小的多。

利玛窦这种狡猾而又实用的方式既避免触犯众怒，与中国文化针尖对麦芒的一争高下，打的头破血流，又非常巧妙地让中国士大夫在自我迷醉的状态中，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西学。利玛窦这种方法可贵的地方在于尊重受众心理，换换包装，照卖洋酒，后来明朝那帮后辈都按照他这套路子来传教。

利玛窦来华之前，天主教传教对象主要针对的是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下层群众，利玛窦以后开始走上层路线，整天跟一些读书当官的打交道。跟一批官二代走的很近，比如他洗礼的第一个读书就是礼部尚书的儿子。这个官二代交友广泛，脑袋瓜子也灵活，给利玛窦牵线搭桥，介绍了不少达官贵人，社会士绅。他在南京、北京有很多朋友，他的住所成了当时士大夫向往的地方，经常搞一些类似于今天PARTY或者沙龙之类的玩意，士人都以与他交往为荣，很多当官的也去他家讨论天文、历算、地理等很潮的学问。

到了北京之后，更是每天与公卿这类高干交流。利玛窦这条路子选对了，因为士绅是中国社会最令人向往的阶层，他们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和发言人。能否得到他们的认可，是天主教在中国能否传播的一个关键。

利玛窦1601年1月24日带着贡物与奏章，进了北京，三天以后，被允许进入皇宫，他还毕恭毕敬地向皇帝的宝座致敬。让利玛窦对着椅子鞠躬致敬，不是说当时的万历皇帝瞧不起这个洋鬼子，看过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人都知道，万历皇帝最大的特点是不上朝。

这个有点后现代主义浪漫诗人精神气质的皇帝除了妃嫔以外，不见外人，不理朝政，他当然对利玛窦也没有什么兴趣。但是他对利玛窦进贡的洋玩意很感兴趣，还请利玛窦进宫教太监学习修理自鸣钟，这个皇帝还喜欢西洋音乐，他批准了利玛窦留着北京的要求，还给了利玛窦一笔昂贵的安家费，利玛窦再北京的活动也可以公开化，合法化。利玛窦死后，万历皇帝特赐墓地，在北京阜成门外二里沟，予以厚葬。他是第一个受到中国皇帝礼遇的西洋传教士。

利玛窦死后，中国区耶稣会大区经理的职位换成了龙华民。他俩都来自意大利，为人处事的道行却差远了。龙华民对他的前任那套没有原则没有底线的传教方式非常瞧不上，他一上任就开始大张旗鼓地拨乱反正，规定信仰天主教的中国教徒不能祀天、祭祖、拜孔等违背天主教教义的活动，而这些事在利玛窦时代是可以做的。

他这么一折腾，士大夫阶层们不乐意了，没过几年就激起教案。有人给皇帝上书，说传播天主教的洋鬼子们劝人只信仰天主、不准许祭拜老祖宗，教人不孝。这还了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乃我中国文明的根基，不能让这群不讲忠信孝悌的洋鬼子给破坏了。1617年开始禁教，传教士关的关，逃的逃的。

这事大概过了十多年后，天才木匠天启皇帝和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这哥俩当政的时候，天主教在中国又红火了几年，一个是因为修历法，事实证明洋人的历法更靠谱，信仰天主教的徐光启把那些底下传教士又给搬出来了。第二个是袁崇焕守卫辽远，用洋人造的红夷大炮干掉了不可一世的努尔哈赤，朝廷尝到了甜头，雇佣了一批黄头发蓝眼睛帮着造火炮。第三个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主张干掉天主教传教士的愤青们死的死，失势的失势，清静了。

清朝入关以后，没有因为洋鬼子造的红夷大炮击中老祖宗努尔哈赤而大肆报复，传教士靠着历法、浑天星球、地平日晷、望远镜等稀罕玩意赢得了大清朝廷的赏识。汤若望还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蝎子拉屎独一份，这是西洋传教士在中国担任的第一个高级官职。

顺治皇帝还拜汤若望为玛法，也就老师，也称帝师，这个了不得。汤若望可以不用人倒手直接给皇帝奏报，见面免三拜九叩。皇帝有时候召见汤若望，有时候登门拜访。有次顺治高兴了，汤若望一天加封三次，从通议大夫这样的从五品升到太常寺卿这样的三品，过了几年，直接到了光禄大夫这样的正一品大官，其祖上三代也被援例加封。这位洋客卿，剃发留辫，顶戴花翎。天主教在中国真是牛到无法再牛的地步。

爬的高摔得也重，顺治皇帝去世以后，1665年，上台的辅政大臣鳌拜听从伪科学家杨光先的意见，差点没把他一刀一刀的给凌迟了。（说杨光先是位科学家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杨光先反对地球是圆的，他说，如果地球为一圆球，那么球上国土之人之脚心与球下国土之人脚心相对，球下国土之人必然倒悬，球侧国土之人必然横立，那怎么可能呢？听说过顶天立地，从来没听说过有横立、侧立的人也。）幸好北京地震房屋倒塌，朝廷上下，宫里宫外，大权在握的鳌拜也害怕报应，感觉把汤若望他们给放了。七十多岁的汤若望哪里受得了这番惊吓，一年后蹬腿撒手了。

到了1668年，十四岁的康熙亲了政，给汤若望他们平了反。让南怀仁和杨光先一起到了观象台，出题考试，南怀仁按照西洋的模式，杨光先使用中国古法的路子推算正午太阳影子到哪里，然后对星象和气象进行推测。结果洋鬼子南怀仁得了一百分，民族主义的鼻子杨光先得了鸭蛋，全错。

康熙皇帝大受刺激，努力学习西洋历法，后来三藩之乱，南怀仁给清政府铸了还几百门大炮，为平三藩立下汗马功劳。后来康熙出巡的时候，南怀仁等人还随驾讲学。康熙皇帝二三十岁的时候，热衷西学，一大群西洋传教士轮流讲学，学数学、地理、动物学、音乐、解剖学和哲学。

这么美好的合作后来因为宗教礼仪问题，有闹掰了，中国政府与罗马教廷发生争吵。罗马教廷要求在华天主教徒不得祭祖、不得拜孔。康熙皇帝表示，中国祭祖拜孔，不过是崇敬的礼节，并无宗教性质，如果来华西人，不能像利玛窦那样对祭祖敬孔持尊重态度，断不准在中国居留、传教。双方交涉多次，不得要领。1717年，康熙皇帝下令，禁止天主教在华活动。

康熙大帝一生的丰功伟绩给他的形象平添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光环，就像太阳一样令他的后辈无法发出比他更大的光亮，因此之故，他的决策在他的接班人那里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两个凡事”，就禁止天主教这事，康熙立下了规矩，他的一帮孝子贤孙就当成祖宗之法不可变。

在康熙的后辈和后来的中国士绅阶层眼里，天主教绝灭伦理，这玩意是异端，歪理邪说，贻害无穷。洋鬼子愚昧落后，信也就信了，要是让我大清子民也信这东西，那后患无穷，国家之隐忧，危害比白莲教都大。皇帝下令在广东这个跟黄头发蓝眼睛的洋人打交道的前沿阵地，一定要加大宣传力度，让广州的老百姓和洋鬼子都知道：只有是练习天主教的，从重处罚，煽动练的也严惩，熄灭邪说，以正人心。

担心西洋人在中国传天主教，这是满清朝廷最担心的一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