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有时候大清朝的皇帝大臣说起跟外国人做贸易就牛逼哄哄地有种“我天朝富有四海，岂需尔小国些微货物哉”的豪迈之气，声音大的跟今天的暴发户似的，其实多少有点打肿脸从胖子。

嘉庆朝跟跟洋鬼子做贸易的时候，京城的皇帝就对广州海关下达各种各样的指令，什么能进口什么不能进口都做了规定，比如钟表、自鸣钟这玩意少进口，咱们有日晷，漏壶，乡村里的百姓劳动看日出日落就行，至于八音盒，望远镜这类的东西尽量不进口，中看不中用，都是纨绔子弟的喜好，玩物丧志不说，关键这玩意不当吃不当喝的，不值钱的玩意价格卖的老高，拿回家玩上是十天半月就贬值了。洋鬼子光利用这玩意赚取我们的银子。

这多少也能折射出早在嘉庆时期，后“康乾盛世”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问题也就是白银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嘉庆朝白银价格暴涨，原来一两白银换一千个铜板，现在一两白银换一千二三百个都不止。如此一来百姓负担加重，因为老百姓完粮纳课都得先把钱换成银子，老百姓吃亏太多，物价再涨涨，百姓负担加重，负担加重再赶上天灾**就难免民心思变，社会安定团结就出现问题。

这事凭经验就能感觉的到，不用象今天那些故作高深的经济学砖家捣鼓出各种各样耸人听闻的名词数字来显示自己很牛逼。满清的官老爷们清一色的读道德文章出身，打小就练习做八股文，遣词造句都是一等一的高手，搞点微言大义都无人能及，但是让这些人正儿八经地谈点经济问题就显得多少有点可笑了。

官员们最直观的想法是为什么银子贵了？肯定是比原来少了，物依稀为贵嘛，白银这玩意不腐烂不蒸发怎么会少？肯定是外流出去了。外流从哪里流出去？肯定从广州呀，别的地方都四门紧闭，只有那地方门户大开跟洋鬼子搞贸易。这种想法在大清那些总督巡抚还有那些有资格跟皇帝上书的大臣里面很有市场。

早在嘉庆十九年的时候，户部左侍郎苏楞额就给皇帝上书反应白银外流问题。苏楞额给皇帝上书提到了这么几个事。一是洋鬼子往外偷运成色十足的纹银，每年偷运的纹银数量不下数百十万两。二是洋鬼子从他们国家把大量成色低的银子做成洋钱，洋钱也叫番饼，花边，每个重七钱三分五厘，然后拿着玩意换成中国成色足的纹银。

洋鬼子的番饼好处很多，携带方便，规格统一，使用起来很方便。百姓交易时图个快捷方便，这样他们的番饼在东南沿海各地很畅通，后来甚至发展到广东的有钱人家里都贮藏番饼，中国人的纹银反倒不是第一选择了。

苏侍郎看来知道点粗浅的价值规律学所，供求影响价格，当一个物价市场上供不应求的时候则价格上涨。洋鬼子看他们的番饼很受欢迎，索性坐地起价，原来成色低的番饼换纹银的时候还补补色，找找同样重量下因为纯度问题照成的价值差异，后来因为用番饼的越来越多，不仅不补成色了，甚至成色十足的纹银换取等量的番饼时还得加个七八分才能买。

一**商看到了其中的油水，索性不跟洋鬼子以物易物的正经贸易，忒麻烦，干脆倒卖番饼。不知道这算不算开启了我中国人民倒外汇玩金融的先河，这让苏大人非常气愤，真是个岂有此理了。

嘉庆皇帝龙颜大怒，吹胡子瞪眼的给两广总督，海关监督赶紧查清楚是不是有这么回事。两广总督赶紧叫来直接跟洋人做贸易的广州十三行的总商伍敦元、卢棣荣询问，然后吩咐他们回去调查苏侍郎举报的问题是否属实。

为什么官府里的人不亲自去调查呀？因为商人在中国传统社会地位本来就不高，那么来自蛮夷之区的外国商人的地位自然更成问题了，大清政府为了威严和体面起见，绝对提倡政府和海关官员与这些犬羊之性的外国人直接接触。事无巨细，什么事都得通过广州十三行，洋人在中国的贸易或者外事交涉之类的事情都得靠十三行。

两广总督在这事上犯了个错误，广州十三行的行商和外国洋人属于利益共同体，他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让行商去调查就跟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结果很难说公正，事实也果然如此，他们调查以后回来给总督大人复命：这事绝对没有。

伍秉鉴说首先洋人私运白银这种玩法在他们这里就通不过，大清朝有规定广东海关交易只能用货物换货物，而且金、铁、铜、铅这类金属不能当成商品交易。偷运白银是违法勾当，挣钱不挣钱不先说，大清法律规定，广东十三行的行商为洋人做保，到广州做买卖的洋人必须有光广州十三行做担保才行，洋人在中国犯了事，政府首先会从十三行这些行商身上开刀。所以他们这帮人有家有业的哪敢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借他们胆子也不敢。

伍秉鉴把跟外国人的交易细则跟总督大人做了汇报：大宗商品以物易物，偶尔一些零零碎碎的为了方便就用洋钱结账，一块银元换七钱二结算，都谈不上加补。洋人的番饼煎试比较，纯度和中国的纹银差不多。

另外他又拿出来这两年的账本子用数据说话：嘉庆十七年进口货价一千二百七万余两，出口货价一千五百一十万余两；嘉庆十八年进口货价一千二百六十三万余两，出口货价一千二百九十三万余两，进口的少，出口的多，只有洋钱流入中国的情况，怎么会出现白银外流呢？

这个问题好像一直没解决，因为后来还有大臣给皇帝上书提这事，两广总督回到方式跟上面说的这次如出一辙，看来当时皇帝和大臣之间也有很多扯犊子，开务虚会议，不注重解决实际问题。

自打嘉庆皇帝后期开始，这些可爱的大臣给皇帝上书言事，每当提到广州经商的洋鬼子，出现“白银外流”和“鸦片走私”的概率非常高。刚开始的时候句式是“白银外流和鸦片走私”，表示这两个情况都存在，但不一定有逻辑关系，结果后来逐步演变成“因为鸦片走私，所以白银外流”这样的句式，这样一来，问题性质就变了。

这事民间早有人讨论过，有个叫包世臣的江南名士说中国人每年吸食鸦片耗费白银超过一亿两，白银都让洋鬼子卷跑了，包世臣这个数字合理不合理，水分有多大，不再本狗屎长文的讨论之列，今天很多研究晚清经济的学者都认为中国白银外流的问题当时被这些没有喜欢谈是非，没有实证主义精神的官僚士绅夸大了。

毕竟包世臣这人人微言轻，说话发出的声音不大，“因为鸦片走私，所以白银外流，造成银贵钱贱”这种逻辑思维模式由非著名愤青黄爵滋开了先河，著名林则徐则把情绪推到了最高峰，在这里插一句“爱国主义”这玩意靠的满当当的情绪，往往会拒绝冷静分析，因为冷静分析会降低爱国主义的分数。

今天中国所有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国人都知道当年林则徐给道光皇帝递交的那份血脉喷张的奏折结尾处的那句：“若鸦片不禁，则国贫民弱，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却不一定知道不到十年后，“今天有如神话”的林则徐就开始呼吁国内种植鸦片，提倡国民吸食土烟，抵制洋烟了。

今天很多被认为伟大的历史人物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光记住了他们堂皇的话语，却忽略了他们不那么高明的目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就是这样，满脑子抽象的国家利益，为这牺牲点人民身体健康算不得大问题。林则徐后来的原话现在照抄如下：“至于变通之说，鄙意亦以内地种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内地之嗜吸洋烟而不嗜土烟，若内地果有一种黄蓉胜于洋贩，则孰不愿买贱而食……”，内容太长，如果再有疑虑可查阅《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页。无意贬低林大人的爱国主义情绪，只想以此证明林则徐鼓吹禁烟，主要考虑的还是白银问题。

黄爵滋于道光十八年给道光皇帝上的折子可以看成吹响鸦片战争号角，在这个具有牛气冲天的折子里黄爵滋提出银贵钱贱都是因为银子流出去造成的结果。

这份折子也正好适合道光皇帝的胃口，他非常罕见地把黄爵滋这个折子印发给全国各地的总督都巡抚将军之类的大员学习参考，提出相应的建议，皇帝们积极号召，大员们都积极响应，29个大员不同的角度回答了黄爵滋的意见，其中有些人也谈到了银贵钱贱的原因问题。

不能说大清王朝的大臣都是酒囊饭袋，或者清一色的愤青，有理性的还算不少，比如盛京将军宝兴就在群情激愤的环境下对银价上涨提出来一些新的见解。宝兴认为银价上升，不能光归结于鸦片。首先人口百倍于当年（数据夸得忒大了），天地生财是有定数的，吃喝拉撒多了这么多，银价上涨就能理解了。更绝的是宝兴还提出来白银价格上涨还有铜钱越铸越多的因素，按说铸多少钱是应该有定数的，市场上的铜钱多了就得停炉减卯。他还提到了银票的使用过多照成的虚拟货币的消极作用。

跟宝兴就这事上意见相似的还有贵州巡抚贺长龄，他也认为钱由官铸造，每年都有增加，银的供应却是稳定的。而且铜钱这玩意死沉死沉的，携带不方便，各地贵贱又不一样，车船运载，还得不上银的百分之一，市场不愿意流通这玩意，哪能不贱？当时的直隶总督，后来被道光皇帝和今天的愤青唾弃为汉奸的直隶总督琦善也这么说过。

总而言之，鸦片战争之前的所谓白银外流问题造成的统治阶层的恐慌是加剧后来极端政策不断出台的重要原因，这样也加剧了中国和外国商人之间的不信任感，当白银外流和鸦片问题交织到一起的时候，矛盾冲突就自然加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