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所谓开放世界的女性如果去穆斯林国家的话，强调入乡随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穿着比基尼，蹬着八寸高得高跟鞋，一副红唇烈焰的造型到了人家国家，别说那些挥舞圆月弯刀，凶巴巴的原教旨主义者，当地思想稍微解放点的政府官员也会认为这种行为是一种宗教冒犯。

喜欢穿比基尼的女士到了这些国家最后也学着人家的模样，脸上蒙上块面纱，然后尽量让身体裸露的皮肤少一点。如果感觉穿比基尼应该鼓励，展示线条理所当然的话，最好呆在自己的国家里。

鸦片战争爆发的诸多缘由中，洋女人所起到的发酵作用是应该稍微提一提的，我们可以从这场战争的结果《南京条约》中看出点门道来。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可以带同家眷寄局通商口岸的条文被明确载入这份今天被称为卖国条约，开启近代中国开放之路的重要文件中，条约第二款开头的一句话就是：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

鸦片战争的诡异之处就在于，战争打完了，英国鬼子并没有强调鸦片贸易合法化的事，除了销毁的鸦片赔钱以外压根没把鸦片贸易当正事来提，反倒是英国人带家属的问题堂而皇之地上了头条。

当时在广州做买卖的黄头蓝眼，说起来这些人也挺委屈的。常年在外，如果身边没有女友、老婆陪伴，也算是违背阴阳，有干天和。可是大清朝廷有点不通人情，朝廷对在广州做贸易的洋人有形形色色的条款要求，其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有关“番妇”的。

倒不必急于埋怨老祖宗抱残守缺，落后保守。莫说是古人，就是今人闭上眼睛想想几个金发碧眼丰乳肥臀身材火辣的欧洲美女混在一群缠着小脚，梳着粑粑头，低眉顺眼的中国旧式妇女里面都觉着不协调。

朝廷要求外国洋女人不能以任何理由登珠江岸，她们只能居住在澳门。这条规定让广州外国商馆中的外国人非常郁闷，因为贸易问题，他们往往在商馆一呆就是好几个月，但是因为这条规定他们不能带家属跟在身边，老婆女朋友安置在三百里外的澳门，要想见老婆就得跟牛郎和侄女一样。这群以吃肉为主的欧美人时间长了首先身体受不了，不仅如此从身体愉悦这种形而下的正常要求不可理喻，要是上升到更高得层面，他们更是牙根痒痒，凭什么我们的女人不能上岸，这分明就是看不起我，对我们的人格侮辱

换位思考的话，大清朝廷的担忧也不是没有道理，有戒备心理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在自我感觉良好，有教养，视外国人为夷狄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传统中国妇女确实包裹的挺严实的，恐怕除了脸上没有面纱一样比今天西亚阿拉伯女性实在好不到哪去，那些西洋女人人上面穿着低胸装，露出白花花的肉，下面穿裙子，大脚板，据说那个时候欧洲人裙子里面还不穿内裤，跟男人见了面又是贴脸，又是吻手的，实在不成体统，违背天朝礼教，有伤地方风化。

跟洋人做贸易，大清政府始终有怀柔远人，夷狄不可弃的道德崇高感，但是话说回来，有个乞丐上门乞讨，家里的饭菜可以考虑施舍，但是这个乞丐把老婆也弄来，在你家门口住下了，撵也撵不走就麻烦了。

禁止洋女人在入城，甚至船都不能下估计有清政府刻意为之为之的原因，在广州生活这么舒服以后就赖着不走了，乐不思蜀，再生儿养女的这么一折腾，那该如何是好。

本来康乾盛世以后由于没有大型的战争，老百姓安居乐业，孩子生的格外多，生齿日繁，粮食短缺，再让你们在这安家落户不就更麻烦了。不让洋女人下船，就没有温暖稳定的家庭生活，有意地造成两地分居，必然让番鬼对定居广州产生反感，也就不用担心他们长期滞留下去了。

还有就是出于礼节的考虑。西方妇女的奇装异服，常引来好奇市民的围观乃至滋事。当时就有人愿意出钱去观看潜入商馆的白种妇女，以满足好奇心。从这个角度讲，禁令也有保护外国妇女，防止中外事端之意。

洋人们挺恶心这条政策，估计跟今天很多走出国门的很多人一样，到个陌生的地界，不想超国民待遇，好歹不能低看一眼，还有那么多狗屎的制度限制在里面，心里会不舒服，估计那个时候住在广州外国商馆的洋人也都这样。

1830年10月，有几位不听话的英国和美国妇女从澳门来到广州，下了船以后进入商馆。晚上，同她们的一群先生走在当时最繁华时髦的十三行靖远街上，据说在这群人中，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的妻子是最美丽的一个，穿戴也是真正的伦敦时装，一步三摇，跟她的大班丈夫勾肩搭背，一口一个甜心，一口个达令的。

白种人无论走到哪里，就有一大群好奇的中国人跟到哪里，见识少，审美标准也是固执呆板，估计我们的前辈会把这些洋人视为兽与人中间的特殊物种，看看这些洋女人无意给平淡的日常生活带了无限的乐趣，所以围观也就不难理解了。惊异的人们在窗畔门户中观看西洋景，各家店铺纷纷打起灯笼。

逛完街，并公开违反规定，乘坐轿子进入商馆。依照大清国的观点，贩夫走卒虽然地位卑微，但是也别外国人高贵，高贵的中国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抬低劣的外国人。

广东的海关监督，督抚大员们什么时候见过这种阵势，听说洋女人坐着轿堂而皇之的入了外国商馆，于是赶紧带着绿营兵抗着长矛，带着锁链，把商馆给包围了。官员们被洋人这突如其来的公开越轨行为弄得不知所措，命令伍浩官严加驱逐，并四处张贴告示，重申禁令。即使是世界末日，当局亦不会比这更为惊惶。

洋人信奉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的，英国人盼师为了自己的老婆，自己的心肝，小甜甜不受委屈，先是抗议，给广州官员写信声名：全部大班都是本国绅士，有的还是不列颠国家议会成员。公司人员每年有六个月以上的时间留在商馆，不准携妇乘轿子进入，使他们感到被贬为卑贱种族的侮辱。

英国大班从停泊在黄埔的英船上召集武装水手百余人，英国的船员水手本来也不满意，过得都跟不食人间烟火的修道士一样，听见女人说话都感到稀罕，这帮人除了酗酒以外啥事也没有，心里也正巴不得地闹点乱子，相互一串掇，携带枪支炮弹登录广州商馆。带着枪炮到商馆又违反了清政府对洋人的规定，问题越来越麻烦。

几个突然出现的洋女人差点让后来的鸦片战争提前了十多年。

英国人这么真枪实弹的一闹腾，广州的官员干部们傻眼了，他们没想到这些平时还算听话的洋鬼子竟然为了女人竟然不惜搞战争，他们也事情闹大，涉外事件激化，难以向朝廷交代，都知道当今皇上最不愿意看见起边衅，还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悄无声息地把事平息算上策，于是抓紧派世界首富伍秉鉴做疏导。

英国人心里也有数，就这百十个水手，手里拿着几十条破枪跟广东水师对抗纯粹也就是表明表明立场，正干起仗来，那不是以卵击石吗？再加上还得跟大清王朝做贸易，平时虽说管的严些，但是赚钱是第一要务，打心眼里也不想得罪中国人。

夹在官府和外商之间左右为难的伍秉鉴只能这边跑，那么劝，忙活地跟个陀螺似的，好说歹说，这事最后还是算平息下来了，尽管后来有人给道光皇帝递折子，打小报告，没有造成太大的事端。

最后英国大班以夫人患痰疾未痊愈，需要调理为由，请官府同意等她痊愈以后返回澳门。广东官员也没办法，只好接受这一个很难成立的理由。大班夫人在商馆共住了57天，随着该大班的离任，番妇与枪炮的僵局暂时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