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城，延英殿。

不同于后世明清时代天天朝会的模式，在唐宋之时，朝会是五日一大朝，三日一小朝。而平时，则只是各干各的，只有皇帝有事难决之时，这才会在小规模如今群臣商议国事。这也是一种好的模式，毕竟明清时代，大明的朝会就是一个菜市场，朝臣们一直视朝会为对骂场，皇帝坐于上面，只是当一个劝架的和裁判。

而我大清虽然在明面消除了大明这种党争，但是却是更进一步，将朝会变成了一言堂，成了皇帝将事情传达给奴才们的传达室。工作效率虽然提高了，但是却完全成了培养合格奴才的基地，人人都只欢呼天子圣明，再也没了大明之时的诤诤之臣。

而此时的五代，大部分规矩也是继承于唐朝。此时并不是什么朝会之时，只是皇帝招集几位心腹臣子来商议，不同于后世，这个时代的大臣在皇帝面前可是有座位的。而且由于不是正规的朝会，这些臣子们对皇帝也只是简单的一揖，便即安坐于椅，完全是士大夫与君王共治天下。

其实，就算是小朝会，大臣们也是有座位的，更是不可能会有一见皇帝就要跪拜的。普通的朝会，君臣也只是躬身行礼，没有太多的繁文褥节，然后安坐于其位。只有在皇帝赏赐或者任命什么位置之时，才会在朝会上行跪拜礼。

而朝会之时全体行跪拜礼则是起于大明，但也只是简单的朝拜罢了。至于见了皇帝就得跪，却是被我大清发扬光大，而且大臣们除了对皇帝下跪之外，最后更是发展到对后宫小主子们也得见了就跪，而且跪的时候短了还不行，因此为了能够跪的更长久一些，众多的官员也是别出心裁的缝制了跪袋，估计琼瑶阿姨就是受到这些奴才们的启发，这才有了还珠格格中的‘跪的容易’。

因此，这个时代，皇帝与官员们的等级更象是上下级，而不是主子奴才。

譬如此时，大周太祖郭威紧急召见数位臣子，却也是没有失了礼数，在他们到来之前，几张椅子也是早已经准备就序，并没有如同大明那时的赐座，和我大清之时的候着说话。

不多时，以冯道为首的大周文武精英也是不断的到达。冯道此人可谓官场不倒翁，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十余年来风风雨雨，皇帝和节度使们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是其却是在中书令平章事位置上四平八稳一坐数十年，也是极为了得。

但是虽说冯道是长青不倒翁，但是毕竟年事已高，郭威也是并没有指望这位老臣能够多发挥多少余热，之所以请了过来，也只是照顾其资历老而已。对于冯道，除了让他挂这个平章事的名外，基本也是没有交予他多少事情做，基本上都是每天上衙点个卯便即返家，安心领一份薪水罢了。而只挂着中书侍郎李谷，却是事实上打理中书令。

而冯道也是知道自己的位置，因为本来就事情可做，因此得到消息他也是第一个便赶了过来。一进皇帝的书房，他也是闭目养神，一副颐养天年的模样。

不多时，枢密使王峻、转运使范质以及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李谷入延英殿议事。这三人可谓是大周的无冕之相，一个掌管兵马，一个掌管财赋，一个掌管行政，绝对是大周分量最重的几位。

这一次，大周刚刚立国未至一年，却是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契丹人南下晋、辽二州，二便是党项人的再一次入寇。

广顺元年七月底发生在延州的这场党项人的大举入寇，其实并不算什么大事，毕竟往前再推十数年，甚至数十年，这种入寇也是多不胜数。不过延州节度观察判官李彬递往开封汴梁的密奏却依然引起了后周朝廷中枢的高度重视。从皇帝郭威到其亲信重臣枢密使王峻，均对此显得忧心忡忡。

他们的担忧并非来自延州本身，而是来自这次延州入寇的政治因素。

党项人盘踞银夏四州已有五十多年的时间了，这五十年间中原王朝轮替鼎器变迁，党项人在银夏地区的势力却是稳步增长越来越大，发展到如今已经成为关中地区最大的一个藩镇。其人马上万，甚至多达数万，割地近千里，据有四州八县之地，已经成为中原王朝在潼关以西的最大军事威胁。

因为该地距离开封实在太远，因此自从后梁建政开封开始，五朝十代中原的皇帝都对定难军四州采取了怀柔安抚加官笼络的统战政策。后周朝廷建政之初，今年正月，新登基的皇帝郭威在皇帝任期的第一天便发布诏书，册封现任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为陇西郡王，这个封号原本便是前朝的皇帝封给党项李家的封号，如今郭威又恢复了这个王爵给李彝殷，实际上便是代表新朝廷承认了李彝殷的割据地位。当然，中原这时候还比较乱，封王是很普遍的安抚手段，并不算多么值钱。但是这起码代表了朝廷对银夏方面的安抚怀柔态度。

然而奉诏前往夏州宣敕的使者却并没有能够见到李彝殷，这位定难军节度使称病躲了起来，仅派遣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汉人幕僚出来接见使者，终日以酒食相款待，就是不提接旨之事。使者在夏州居住了一个半月，不但没有见到李彝殷本人，连党项李氏族中任何一位年长人士均为见到，只得怏怏而返。使者刚刚到达汴梁的第三天，夏州方面便传来了消息。李彝殷向在晋阳起兵称帝的北汉国主，被郭威部将弑杀的后汉湘阴公刘赟的父亲刘崇上表称臣。

这件事情对后周政权的外交统战工作无疑是一大打击，定难军虽远，却毕竟是一方诸侯。如今一个外族藩镇都不肯承认自己以周代汉的合法性，仍然表示忠诚于已经在开封亡国的后汉政权，这对郭威来讲是一种**裸的羞辱。但是在广顺元年，后周还没有真正稳定各地的藩镇和地方政权，在东面还有慕容彦超这个公然不肯臣服的军事割据集团存在，相比起党项人，慕容彦超的威胁更加直观也更加现实。因此在接到李彝殷公然依附北汉的消息之后，后周集团内部的多数意见是对此装作视而不见，既不谴责也不承认，留待日后慢慢解决之。

当月澶州刺史检校太保太原郡侯皇子郭荣曾经上表，向郭威力陈银夏藩镇的危险性，建议在延州和朔方建立两个比较大的节度编制来遏制其发展趋势。但是对于刚刚接手国家军政事务不久的郭威而言，既没有人力也没有财力来实施郭荣的这个建议，因此在枢密使王峻的坚决反对下，郭荣的这份奏议无疾而终，而建议对定难军采取绥靖政策的王峻本人却在几日后被郭威册拜为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监修国史，仍兼枢密使，以宰相身份兼任枢密使，这在五代时期是成为首相的标志。

因此这一次党项的南侵，虽然属于例行公事，却是自其向北汉称臣以来第一次滋扰后周边境，因此意义重大。刚刚以兵部侍郎身份被提拔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宰相之一）不久的范质第一个意识到了这件事的重要性，因此他将奏表上呈给王峻的同时，转抄了一份命人送往特旨可以三日一至禁中理事的四朝元老弘文馆大学士中书令冯道的府邸。冯道是当朝元老，又是名义上的首相（中书令），因此范质此举虽然不合规矩，却也并不犯什么政治错误。

但是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就是，在王峻还没有决定是否将此事上奏皇帝的时候，皇帝的中旨便发到了禁中的中书门下省，召王峻、范质以及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李谷入延英殿议事。延英议事的制度原本始于唐高宗上元年间，后来废止，直到后唐年间才恢复起来，之后数代朝廷均沿用为定制，成为君主内朝的一种主要形式。

说实话，军伍出身的王峻对于这个文官领袖冯道，一直都是看不顺眼，这一次明明只是军机，却是演变成了三司会议，这让权力**一直极强的王峻自然大为不满。而且五代时候的军伍出身一向对文职官员的蔑视，也使得掌管枢密使的王峻与文官一系一向关系不太对付。

而郭威却不是一个短视的皇帝，在其主政期间，大肆提拔文官，放手让他们革新苛政，废除前朝各项盘剥百姓之法，也是说明这位马上皇帝对于文治的深刻认识。但是对于文武不和，郭威却也是没有多少办法，或者说，就算有办法，他也是不会用出来，下面相互制衡，这才是帝王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