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军109旅在1933年3月12日上报的战功表中，孙治勇、江明等四人（实际是三人，但江明要求写上四人）合计击毙曰军20名以上，生俘曰军一名，并在缴获2门明治41年式75mm山炮一事中起关键作用，共奖励银元2000块！

本来，按说这战功表报上去，还得层层批复，有些有争议的地方，保不定还会给打回来重报。可是江明他们的战功实在太过起眼：首先击毙的曰军大部分是他们开着缴获的装甲车，用上边的机枪打死的，另外3个是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用薇声手枪打死的，这二个场景都太过拉风，给没怎么见过世面的29军战士的造成印象也太过深刻，别人想否认都否认不了，功劳别人想抢都没法抢，更何况217团中还根本没有抢功劳的习气呢？直说人头算少了的都大有人在，甚至有一说他们几人至少打死了一个小队的鬼孑。至于缴获山炮他们算首功，也没人不服气。

几场苦战下来，217团3营的营长都换了人，军官也快死个精光，整个3营还不缺胳膊少腿、还能前后蹦跶、有后勤管理经验的，竟然只剩下老薛薛跃坤一人！好在现在的3营除开送到北平各医院的轻、重伤员，也就剩下将将200人，比原先的9连一百多号人也没多到哪里去，老薛从连司务长骤然一下升到营司务长，也没觉得这担子重了多少。

这会儿他这个3营的新管家正在给大伙发赏钱，这是大伙喜闻乐见的事儿，旧军队中有经验的管理人员心中都明白，这正是竖立权威，增加威望值的好时机——这个时候你说什么，大伙容易记得住，容易信服。因此平时老黑着个脸、言语不甚多的老薛摇身一变为话唠，边发赏钱边念叨，一只手将算盘拨得噼哩叭啦直作响，另一只手稳稳当当的记着账簿，嘴上也没歇着，气势十足：“人家大学生，脑子就是比你们这些憨直大头兵强，你们临了能想到好几百斤重的铁疙瘩能拆零碎了扛回来？别说大山炮，就你们手上那杆新缴获的三八大盖，敢拆开来上油不？咱们29军的大当家，宋军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咱们熬得苦，可他这家当得也不宽裕，这二门山炮和几十发擦得锃亮的炮弹，自打入了他的眼就再也拨不出来了！当场就拍板，砸锅卖铁，这犒赏也要发！往日打了再大的胜仗，这赏钱也不是这般给得爽利！你们也就是个出出死气力扛活的命！这回也算是沾了过营长和孙少尉、江少尉他们的光！一人算你60块大洋，50块算卖鬼孑人头钱，另外10块算是你扛活的力资了！收了钱存放稳当喽！少在城里头三街六巷的瞎折腾！有家的给家里头寄回去，没家的存起来将来学学杨秃子就地娶个胖媳妇生娃开枝散叶！”

如此这般的润物细无声，也是旧军队中的一景。不知不觉中，既给3营的新掌门过家芳营长增加了威望，又给他相熟的杨四郎连长混了个耳熟，还将他心底也有好感的江明等四人领的赏钱这么高的事情说了明白，最后还稍带给大伙提个醒——虽说打仗是把脑袋拴裤腰带上的活计，可也别忘了踏实过日子！大伙乐呵呵的一一排队上前领了赏钱，点头哈腰的直说坤叔说得是！

话说回来，60元是多少呢?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曾回忆道：“从1932年年初起，我研究生读完，在北平图书馆当了3年馆员，每月薪水60元”。这在当时的知识分子收入中算是中等偏高的收入，比之大学者的动辄三、四百大洋的月收入当然不够看，但比之平常老百姓，绝对算是中高收入了。比如老舍先生的名著《骆驼祥子》中写道，在北京城打拼的人力车夫骆驼祥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休息，能攒下多少钱？三十块大洋而已，这还是勤奋节俭的结果。3营的战士们拿命拼这么一晚，顶平常老百姓勤扒苦做外带省吃俭用两年，也算是不低的犒赏了。您还别说人命大过天，实则乱世人命如草芥，不值钱。

好不容易忙活完，薛跃坤又摸出他的大烟枪，开始抽他的旱烟，心想：“那几个后生领了赏钱后就急急忙忙的说去北平找大夫帮钱少尉看病，说是怕感染。也不知道找到大夫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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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说，29军军长宋哲元在重视舆论宣传方面，是有着超前意识的，实际上，发生在长城古北口的战斗比发生在喜峰口的战斗要惨烈得多，但是在后世你查查，有多少照片和文章是介绍中央军古北口长城抗战的？3月11日29军成功夜袭曰军，12日全国各大报纸宣传大刀队之神勇的报道便铺天盖地，但论杀伤曰军人数之多，己方牺牲之大，比之古北口的战斗却实在不在一个层面上。

原因有二，一来中央军并无反败为胜的传奇战绩可以拿来说一说，二来****当时对于长城抗战的宣传实在也并不积极。

但要据此下结论说当时的国民政府对于舆论宣传的作用不了解、不重视，是不对的。原因在哪里呢？

1933年3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正式宣布：红军打破了国民党第四次“围剿”。1933年5月1日，国民党部署第五次对苏区的“围剿”。1933年7月24日，****发出粉碎第五次围剿决议。

要知道，长城抗战至5月底才结束，而******在5月1号就迫不及待的宣布第五次围剿了。一边是长城烽火未熄，外敌寇边，国耻又添，一边是集结重兵、厉兵秣马，中国人要去打中国人。这是典型的两线作战，向来为兵家大忌。所以究竟是安内重要，还是攘外重要，别的时间点暂且不论，在长城抗战前后，******的心中绝对还是安内重要。（******于抗战是有功的，于民族也是有功的，是非对错，自有公论，这里只是就事论事。）

那么1933年3月份，布置在“围剿”前线的****有多少呢？蒋之嫡系部队12个师16万人，加上各路地方军，共计63万！而后调去北上参加长城抗战的只有中央军第2、25、83师临时组成的第17军（军长徐庭瑶)。

那么是由于当时红军趁火打劫，故意借国战之机国民党无力顾及大力扩展地盘，是以蒋某人不得不围剿吗？

早在长城抗战才刚刚拉开序幕之时，1933年1月17日，榆关失守之后不久，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既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军队共同对日宣言》，红军表示：愿意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此次宣言也成为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起源。可见北上抗日，也并不是长征时期红军的政治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民族意愿。可惜蒋某人亦不予以理睬，甚至下令封锁红军愿联合抗日的消息。

那么话说回来，为什么长城抗战时，身为地方军队将领的宋哲元将军对抗日舆论宣传相当重视，而既占有正统大义，实际又打得很苦的中央军反而在舆论上相对沉默得多呢？

当然不是因为宋哲元与报社更熟的原因。

宋哲元这边的道理很简单，一个字：穷。宋哲元领导的29军日子过得并不如意，主要因为其驻地察哈尔省太过穷困，虽确有抗日热情，但处境也的确可以用窘迫来形容。现在好不容易打了一场全国人民都声援的抵抗外侮的战争，当然是要多多宣传，壮大声势，以求引援了！

效果也的确出奇的好！不仅赢得了声望，也获得了巨大的实惠！

且不说离得近的北平、河北、山西各市县，就是远如上海，居然有个上海妇女慰劳会代表到北平****时特地前往喜峰口，捧着大刀拍照留念。甚至还有美女将大刀带回，称：这大刀上边还有鬼孑的鲜血哩！甚至北平当时有许多著名大医院宣布免费为29军的将士治疗！

全国社会各界的捐款、捐药、捐物不计其数。******亦不得不下令拨款嘉奖。要不然，以穷得叮当作响的29军，还能发得了那么大的犒赏？

中央军那边的道理，就稍微有些说不出口，简单来说呢，就是上层对战胜曰军毫无信心，断定与曰军作战只能抵抗，断无能战胜之可能。因此，在长城抗战初期，寄希望于国联、英美等国干预调停，在军事布置上实际是消极防御的，反而在外交上非常卖力。宗旨在于一个压字，一个拖字，力争压制事态发展，以期在谈判桌上解决问题。抱定这样一种立场，可想而知，又怎么会去宣传我今日毙敌逾百，明日又歼敌一千？曰军如此不堪一击，最终却又要与曰军结城之下盟，全国上下舆情汹汹，到时如何收场？